| 摘要：美国对于幌骗（Spoofing）交易的调查和监管早在本世纪初就已开始，但直到2010年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 Frank Act）才将禁止Spoofing等市场干扰行为明确写入法律中。2015年11月美国联邦法院裁定高频交易员Michael Coscia的商品交易欺诈以及幌骗（Spoofing）罪名成立， 这是多德·弗兰克法案颁布以来第一次据此做出的刑事指控，对未来程序化监管的发展有重要意义。本文回顾了Coscia案件的发展过程，对其法律依据进行了分析。另外，本文对于多德·弗兰克法案颁布之后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 CFTC) 及期货交易所针对Spoofing等市场干扰行为的最新监管办法和交易规则等做了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我所的监管工作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幌骗（Spoofing）、多德·弗兰克法案、高频交易
一、事件背景
2015年11月3日，美国联邦法院裁定高频交易员Michael Coscia商品交易欺诈以及幌骗 （Spoofing）【注1】罪名成立，这是全球针对这种违法交易行为的首例刑事指控，也是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 Frank Act）出台以来关于其中 “禁止Spoofing等市场干扰行为”的首个案例，具有里程碑意义。美国金融市场对于Spoofing行为的监管可以追溯到本世纪初【注2】，2001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SEC）曾针对从事Spoofing交易的交易员向联邦法院提起过指控【注3】, 但法院最后都通过调解结案（Resolved by Settlement）。Michael Coscia为Panther Trading LLC公司的负责人，该公司只有7个人，从事高频算法交易。2011年8月至10月，Coscia使用其开发的交易系统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 CME）和洲际交易所（Intercontinental Exchange, ICE）的多个品种上进行了高频交易。其核心交易策略为进行小额申报并同时进行反方向大额申报以影响价格， 使小额申报以有利于自己的价格成交。
注1 编者注：“幌骗”（Spoofing）行为：虚假报价再撤单，即先下单，随后再取消订单，借此影响股价。“幌骗者”（Spoofer）通过假装有意在特定价格买进或卖出，制造需求假象，企图引诱其他交易者进行交易来影响市场。通过这种“幌骗”行为， “幌骗者”可以在新的价格买进或卖出，从而获利。
注2 见The Wall Street Journal, Feb.28, 2000, No Joke: NASD Plans Crackdown on “Spoofing”.
注3 http://www.sec.gov/litigation/litreleases/lr17221.htm.
二、监管部门对Coscia违规行为的处罚
2013年7月22日，CFTC对Panther Trading LLC公司和Coscia处以140万美元罚款，没收其140万美元的非法交易获利，并处以一年市场禁入，理由是其于2011年8月8日至2011年10月18日间在CME集团Globex电子交易平台的18个期货品种上进行Spoofing 交易，这是CFTC第一次以Spoofing的名义进行处罚。CFTC指出其处罚的依据为多德·弗兰克法案中的反市场干扰行为条例（Dodd Frank Antidisruptive Practices Provision）。在同一天，CME也对Coscia处以20万美元罚款，6个月禁止在CME交易，并没收Coscia和其公司非法获利$1,312,947.02。CFTC 指出，CME对Coscia没收的非法获利部分可以用于抵消CFTC没收的 140 万美元的非法获利。 CME根据以下几个指标来判断这些大额申报不以成交为目的：买卖申报的明显不均衡、大额报单撤单率和报单的维持时间等。同时 CME发现， Coscia让其公司雇员通过其Globex 的6个ID同时下单。以上行为违反了CME交易规则432.B.2，432.Q，432.T，576，主要涉及不公平交易、损害交易所利益和声誉、从事不道德行为和多账户交易等。2013年7月3日，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UK 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 FCA）也针对Coscia在ICE Futures Europe的交易对Coscia处以 $903,176罚款，理由是故意操纵商品市场（Deliberate Manipulation of Commodities Markets），这是FCA第一次对高频交易做出的处罚。
三、对 Coscia 的刑事指控及定罪经过
2014年10月2日，芝加哥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对Coscia提起刑事指控，并特别指出“这是第一次针对Spoofing 的刑事指控”，包括六项幌骗罪（Spoofing）和六项商品交易欺诈罪（Commodities Fraud）。2014年12年15日Coscia 以“Spoofing 的法规过于不清晰”（The CEA's anti-spoofing provision is void for vagueness） 和“商品交易欺诈的认定在法律上无效”（The commodities fraud counts are legally invalid and similarly vague）为由要求驳回该指控。2015年2月17日，Coscia的申诉被法院宣布无效；2015年11月3日，Coscia被正式定罪，罪行全部成立。审判持续了7天，但陪审团最后仅商议了一个小时就对Coscia的以上罪行做出了认定。
四、对 Coscia 刑事指控的法律依据
2010年7月21日，多德·弗兰克法案（2011年7月正式执行）对《美国商品交易法案》（CEA）的747节做出修订，明确禁止三种市场干扰行为 , 其中明确指出了禁止Spoofing交易，该法案对Spoofing的定义为“在买卖申报时就意图在执行前撤单”（Bidding or offering with the intent to cancel the bid or offer before execution）。多德·弗兰克法案是本案的主要法律依据。2011年3月，CFTC针对多德·弗兰克法案提出了一个“解释性文件”的初稿（Proposed Interpretive Order），由于该文件的发布时间在Coscia的违规交易5个月之前，其在 Coscia的判决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文件中指出以下三种行为可认定为Spoofing：（1）申报和撤单使报单系统超负荷；（2）申报和撤单来延迟其他人的交易执行；（3）申报和撤单来制造虚假的市场深度。CFTC直到2013年5月28日才发布了该解释性文本的最终版本 , 并增加了第四种Spoofing交易行为：（4）申报和撤单来人为制造价格变动。 虽然Coscia认为对Spoofing的定义过于不清晰，但法官指出 CFTC的“解释性文件”发布时市场参与者对哪些行为属于Spoofing已有一定的共识。Coscia商品交易欺诈罪的根据是美国法典关于商品欺诈的法规（18 U.S.C. §1348）。Coscia认为在电子交易中，其不知道对手方是谁，也没有和其他交易者有过沟通，并不能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欺诈行为【注4】，但法官指出 Cosica的交易策略“造成市场上的合约数量假象，引诱其他交易者根据他的虚假信息进行交易”， 其交易行为构成商品交易欺诈罪。
注4 美国历史上三次根据美国法典 18 U.S.C. §1348 做出的商品欺诈罪认定都是针对庞氏骗局。
五、对国内程序化交易的监管建议
从国际上对程序化交易的监管动向来看，放开发展但同时加强监管是主流。本次对Cosica的Spoofing行为定罪，表明监管部门对违规交易，特别是高频交易中的违规交易监管力度进一步加大。 在多德·弗兰克法案将禁止Spoofing交易明确写进法律条文中之后，CFTC也针对Spoofing等市场干扰行为发布了解释性文件等配套监管措施。CME在2014年8月29日发布交易规则575《禁止扰乱市场秩序》（Disruptive Practices Prohibited）， 禁止Spoofing和其它干扰市场的行为；ICE于2014年12月29日发布《 破坏性交易实例》（Disruptive Trading Practices），对交易规则4.02做出修订，禁止类似交易行为。以上法律和交易规则的不断改进表明对于程序化交易监管的精细化不断加强。《证券期货市场程序化交易管理办法 ( 征求意见稿 )》（下简称“《征求意见稿》”）的发布是我们监管的进步，符合国际上监管的趋势和潮流。过去对于程序化交易仅采取报备制度， 而现在《征求意见稿》中对程序化交易中的违规行为做出了更具体的描述，比如第十八条（五） “进行申报价格持续偏离申报时的市场成交价格的大额申报，误导其他投资者决策，同时进行小额多笔反向申报并成交”。 随着我国期货市场品种多样化、交易形式多样性特点，及经济形势的复杂性的日益突出， 我们今后在监管工作中应进一步加强行为判别分析和定量分析，不断积累和完善对程序化交易的监管能力。同时，《证券期货市场程序化交易管理办法》也有待于市场检验，我们应一直跟踪研究，从其实际效果出发，不断改善监管法规。 同时，Spoofing等违规交易的监管不能只针对高频交易。例如10月19日CFTC指控3 Red 公司的交易员Igor B. Oystacher进行Spoofing交易，在指控中CFTC提到其交易员的申报是通过手动进行，而且影响到许多为市场提供流动性的高频交易者。这说明其监管是从违规交易对市场造成的实际结果出发，而不是首先去认定交易者是否从事高频交易或程序化交易。 另外，应当增强市场手段在监管中的作用。 例如，CME和ICE对Spoofing的调查是从其收到其他交易公司对此类交易的投诉之后开始的，Citadel等高频交易公司还为CFTC提供了Spoofing的证据，Citadel和GSA Capital的高频交易员也是此次Coscia案的证人。我们在监管工作中也应该积极听取市场参与者的意见，不断改进监管水平。
本文摘自于《期货与金融衍生品》
作者：陶 然 （上海期货与衍生品研究院，上海 20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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