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这句西方谚语，况味于我国的“收储政策”恐怕是再恰当不过了。
众所周知，所谓“收储政策”，是从2006年至今，当小麦、棉花、玉米、白糖、稻谷以及油脂、油料等农产品的市场价偏低时，政府以高于市场价收购农民手中农产品的“托市之策”。
这一政策的出发点毋庸置疑，即为了保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稳定市场价格。然而，这么多年的实践证明，政策与市场已经发生了严重“碰撞”，如果再照旧前行，不进行方向性调整的话，“策毁市亡”将会不期而至。
这是不是危言耸听？本报从９月２３日到今天连续四天从四个角度在头版头条对“收储政策”的负效应进行了立体式剖析，已给出了回答，在此不再赘述。笔者要说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淮橘成枳的悖谬？政策与市场的“纳什均衡”在哪里？要素市场为什么会如此扭曲？权力的市场化和市场的权力化为什么如此癫狂？
在一篇千字时评中想要说透这些宏大的命题，笔者力所不逮。好在马克思早已给出了结论：“市场是最忠实的公平派”；亚当·斯密则道：“任何干预都会给商务活动带来毁灭”；弗里德曼在阐释“市场逻辑”时也说：“被干预的市场是不可能的市场。”诸位大家的话其实曲异意同，即对市场干预到什么程度，市场价格就会扭曲到什么程度。正所谓人为一插手，权力就膨胀，市场就走形，寻租即发生。最近爆出的中储粮河南分公司“腐败窝案”就印证了这一点。
如此说来，政策与市场难道天生是一对矛盾体？当然不是。笔者认为，市场经济中天使的呼唤与撒旦的勾引同时存在，政策设计是市场和政治的混合体，有其巨大的整合力，也有其巨大的解构力。当政策设计将劳动力、资本、土地这些要素市场扭曲时，市场畸形就会如影相随，应运而生。因此，当我们的“市场恐惧症”仍然大行其道时，“半市场”就会衍生出太多的“劣币驱逐良币”，就会出现哈耶克早已警告我们的——既达不到计划经济所谓的公平，更达不到市场经济的效率。因此，让上帝的归上帝，让凯撒的归凯撒，不要以上帝之名行凯撒之权，要素市场便不再扭曲，市场畸形就会少发生，已经穿上市场经济这只红舞鞋的中国经济就会翩然而舞。
当然，要素市场的完善远比市场机制的完善艰难得多，也复杂得多。但是，难道因为其难，就可动辄干预吗？显然不能。市场经济的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市场经济发轫于威尼斯商人无数次的博弈；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英国商人与皇权相互制衡、产权保护、资本人格化基础之上的重复博弈。因此，要想避免政策与市场发生“碰撞”，就需要我们拿出更大的改革勇气、更多的改革智慧。只有这样，李克强总理所说的“改革红利”才能自由舒畅地释放出来，惠及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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